關，而是觸犯了新聞倫理深處高貴的正義。

其實，在艾滋男童“被驅逐”事件真相仍待解之時，我們真正憂慮的還是男童坤坤的命運。策劃也好，事實也好，“聯名信”的確是村民親手簽字的。而且，男童坤坤在村子里確實不受待見，村民們都將他視為一顆“定時炸彈”，希望坤坤早日離開村子。紅紅的手印背后，是一個時代再逼真不過的冷漠與無知。

紀錄片《潁州的孩子》里，艾滋患兒高俊最后不得不離開自己的村莊，等待下一個領養的家庭。導演隨之拋出了一個巨大的追問，誰來接管這些被拋棄的孩子？其實，比艾滋更可怕的，是人們面對艾滋病的無知。四川西充的村民最終還是簽署了“聯名信”，一切源于他們的無知，源于他們對艾滋病的深層恐懼。當我們在譴責村民的冷漠與無知時，同樣應該追問的是造成村民冷漠與無知的深層環境。

《艾滋病防治條例》明確指出，地方政府的衛生主管部門應該開展針對艾滋病的“宣傳教育”“防御控制”和“救助工作”，同時應該指導教育部門“將艾滋病防治知識納入有關課程”。然而，是誰造成了當地村民的無知？政府部門應有的宣傳和救助又在哪兒？學校教育的相關環節為何總是屢屢缺席？這背后的問責答案已經不言而喻。要知道，一個8歲的孩子被人們拋棄時，首先應該站出來接住孩子的是地方政府，這既是法律規定的責任使然，同時也是一個時代應該兌現的道義承諾。（作者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