論，什么單位都應該增加主人翁意識，學生不應該被差別要求和對待”，等等。這種視勞動為苦役的態度同幾天之內宿舍樓垃圾成堆相映成趣：既厭惡勞動，又不慣于自我約束，搞臟了環境，卻指望別人來保潔。如此心態、價值觀和生活慣，不是正好從反面證明了“自主保潔”的必要性和價值？至于邀請校長一起掃地，大學生應該有起碼的常識：校長有自己的本職工作，學生做題難道也要校長全部做一遍？

社會上還有人認為，“社會本就應該各盡其職，老師教好書，學生上好課，保潔打掃好衛生。若是大家都花精力去做次要的事情，豈不是亂套了？”筆者倒是認為，真正會讓社會亂套的恰恰是主張大學生的本分只是“上好課”：“一屋不掃”的大學生能靠“上好課”應對畢業后的一切嗎？

發生在南昌大學校園內的這場鬧劇說明，學校為學生健康成長所規劃設計的一切，如果不能獲得他們的認同和接受，確實難以收到預期效果。這里最大的難題恐怕不是“事先溝通”，而是建設溝通的價值觀基礎：如果孩子們從小就被灌輸“不好好學習，長大只能當清潔工”的觀念，現在因為好好學習而考上大學，難道進校之后還要當清潔工？而校長設計的勞動一課，放在家長多年“望子成龍”的背景上會不會讓大學生產生“文化休克”？這都需要深思。